《历史三调》简评

一、序言：历史的三种音调

柯文曾认为历史可以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现在他意识到，认知历史有三条路径——事件、经历和神话，事件属于历史学家，经历与神话则对大众更有影响力。

本书的主旨是通过义和团起义来考察和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事件”代表着以现在的立场解读过去，虽然它必定会有现在的痕迹，但至少它在尝试理解过去；“神话”则代表着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解读，它不关心过去的真相，转而追求当下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的等效用。

这三条路径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或认识论上的高低之分，在个人的生活史中，它们往往并行不悖。不过，经历和神话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可以产生一种“主观的真实”，这涉及到研究效果史的问题。

本书的结构就是沿着上述三条道路展开的，主体分为“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作为经历的义和团”“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三部分。如前文所述，它们没有高低之分，因此读者可以按照任意顺序阅读。在每个部分的开头有专门的绪论介绍事件/经历/神话的含义，而后围绕这一含义展开论证。

二、事件：被解释的过去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准确地恢复过去吗？需要承认，历史学家的书写只能逐渐逼近真正存在的历史，史书与真实历史之间必定有差别。海登·怀特等人认为，历史是故事但真实不是故事，历史学家把强烈的结构强加到了碎片化的行动上。因此，历史和真实之间就毫无连续性可言。另一种以戴维·卡尔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叙事也是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基本手段，因此历史与真实存有很大的连续性。

普通人的叙事是将经历转化成历史的过程。我们需要给自己“讲故事”，并根据生命的进程不断改变对故事的理解方式，如此才能维持我们人生的连贯性。由此，针对历史与真实的问题，柯文采取了介于两种极端态度之间的看法，提出“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既然叙事无可避免，那历史就只能是解释而非描述。

历史学家的一个职业标志是，他（她）研究的前提是已经知道了结果，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无法知道。历史学家可以根据结果来为之前的历史事件赋予意义，将一个局部事件放入整体事件，调整不同事件的历史价值。赋予意义的方式取决于历史学家对哪种结构感兴趣，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断言历史的结果是前定的，应当采用反事实的思考方法谨慎地找出结构性的动因。那些关于历史的、诸如“转折点”“分水岭”之类的概括性结论，往往具有较多的神话成分，表现出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倾向。

证据总是困扰着历史学家，它们数量不足，质量堪忧，也未必具有代表性。在义和团起义中，绝大部分拳民是文盲，几乎没有留下文字材料，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依靠间接分析法来挖掘信息。

被重塑的历史不仅无法还原完全的真实，而且一定会带有当代立场。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必须寻找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某种平衡，既为现代提供解释，又不至于背叛过去。

义和团结合了大刀会的刀枪不入理念和神拳的集体性降神附体仪式。在鲁西南等边区，甲午战争后治安状况恶化土匪横行，清兵也被调走，形成了近乎权力真空等状况。当地的人们自发地武装起来保家卫乡，大刀会由此诞生。在大刀会和土匪的斗争中，有些土匪为了获得教会保护就信了天主教，于是在外人看来教民已经差不多等同于土匪，民匪矛盾逐渐演变为民教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义和团反教倾向的来源。

起初，神拳不过是奔走于乡里间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他们看家护院，有时还给人治病。但是，1898 年底到 1899 年初，神拳发生了剧变：向北扩散、采用“义和拳”之名、“刀枪不入”，以及喊出了反洋口号。神拳的扩散很可能是黄河发大水所致，而后引发了一系列其他改变。

北方的直隶地区环境特殊，有不少外国居民和外交团。当可以亲眼看见如此多的外国人时，人们对外国人模糊的仇恨变成了直接的愤怒；加上许多乡村的青年农民因为持续的干旱无事可做，就加入了义和团，这一切使得直隶成为排外运动的中心。

随着义和团运动日益强烈，中国和列强最终走向了战争。

三、经历：被感知的过去

无论使用何种媒介还原过去，经历本身都是无法再现的。真实的过去包含了多种经历，这里的“经历”兼有视点和感觉的内涵：它既包括了对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又包括了感知的经验（比如情绪）。也就是说，直接参与者采取行动的原因常常不是观念或概念的冲突（例如“帝国主义”与“中国（清）”的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而是千差万别的属于人的动机、情感和目的。

而过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盲目性。与已经知道结果的历史学家不同，历史的当事人对事件的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采取行动的后果是相对模糊的，这就使得经历变得“色彩缤纷，饶有趣味”。盲目性的后果之一是额外的花费：当事人往往会花费额外的时间来预防之后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她）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说得更清晰一些，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是他们的个人命运；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他们正在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结局；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仍在不断发展的能够不断重新确定以前发生之事的意义的未来事态。”

柯文主张“事件”和“经历”有某个重合的时刻，经历中的个人行动在这一刻融入了事件中的集体行动；事件结束后，参与者退到幕后，继续平凡的个人日常，这便是历史的“凝合——消散”过程。此处，柯文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经历如何聚合为事件？如何看待被事件埋没的无名者的声音（福柯的“历史地层”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仅仅提供了一个“坐标系“的比喻。

经历无比丰富，但是历史亲历者的记述也不能直接提供历史，它至多只是一种有趣的描绘。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由事件构建的历史转移到按照长期的发展脉络构建的历史上，便可以看到华北的经验世界之纷杂。新旧世纪之交，人们的彷徨与焦虑情绪越来越强烈，随之一同到来的是持续的干旱、持续增加的洋人和洋物、军教合一的运动不断蔓延、谣言的流传、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暴力造成的死亡景象与气息，它们烙印于幸存者的记忆里。

四、神话：被利用的过去

所谓神话一般是指不真实、虚构的东西，它在这里的含义更加模糊。举例来说，周年纪念是一种常见的神话化形式。它可以沟通过去于现在，把纪念的人和事物调整到适应当代人们和政府看法的状态。由神话创造的对历史的确定结论一旦深入人心，那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真实，不管那是否符合真正发生的过去。

神话制造者的目的是使过去为意识形态、自我修饰等现实需要服务，而无意于扩大和加深对过去的理解。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揭开一切神话的面具，这样做通常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会遭到人们的坚决抵制。历史学家有时候也是神话制造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在”创造历史传说“，”粉碎并重构历史的各种形象“。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她）们能制造不同的”神话“，将各种矛盾的神话融为一体、互相调和，迈向解决问题而非搁置问题的道路。

义和团起义究竟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还是封建迷信带来的暴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们把义和团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倾向相联系，比如陈独秀和鲁迅都曾借义和团揭露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特征——愚昧、迷信、非理性。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对义和团的态度部分地反映了一种精英主义的态度，即反对和鄙视百姓们参与其中的大众文化。

再到后来，人们的关注重点由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转移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于是义和团起义逐渐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代表之一——也就是大部分中国人所熟知的历史。

五、结论：局外人与调解者

在结论部分，柯文认为理解历史的三种方式在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一者由于另外两者。即便是看起来最不真实的神话，它也有助于保存人们的心理认同感以及个人的完整性。

柯文说，历史研究里有一个有趣的”局外人“现象。身为一名美国人，柯文对中国的义和团起义而言是局外人，但他也因此不用承担中国知识分子所感受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重担，从而以相对中立正确的眼光分析义和团事件；同时，局外人在搜集和理解资料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稍有不慎便会歪曲材料的原意，这是其危险所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所有历史研究者对他（她）们所研究的历史来说都是局外人，这使得他（她）们在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之间搭起桥梁，充当历史和现实的调节人。

“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领域（历史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